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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岁奥斯威辛党卫军受审,被控共谋杀害30万人  

2015-04-24 18:08:3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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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岁奥斯威辛党卫军受审,被控共谋杀害30万人

ALISON SMALE 2015年04月23日

93岁奥斯威辛党卫军受审,被控共谋杀害30万人 - taicctvle - 天马行空的博客
 

Markus Schreiber/Associated Press

周二,曾在奥斯维辛-比克瑙集中营工作的前党卫军成员奥斯卡·格罗宁在德国吕内堡接受审判的第一天。

德国吕内堡——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后70年后,本周二,一名现年93岁,曾在该集中营工作的前党卫军成员慢吞吞地走进德国一家法院,回应共谋谋杀的指控。他被指控在1944年夏的两个月内,在这所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参与共谋,杀死了30万人,其中大多是匈牙利犹太人。

这个前党卫军士兵名为奥斯卡·格罗宁(Oskar Groening),无疑是最后一批被要求解释自己的行为的纳粹之一。当着大屠杀幸存者的面,他念出了一份令人心寒,但极为清楚的交代书,讲述了自己的经 历。内容主要涉及从1942年秋到1944年秋这段时间,当时他在奥斯威辛-伯肯诺集中营的党卫军部队服役。

93岁奥斯威辛党卫军受审,被控共谋杀害30万人 - taicctvle - 天马行空的博客
 

Museum Auschwitz-Birkenau/Museum Auschwitz Birkenau, via Associated Press

奥斯卡·格罗宁身着党卫军军装的照片。


格罗宁是个鳏夫,住在德国北部的吕内堡小镇上,这里的临时法庭设在一个从前常作为礼堂使用的场所里。案子虽然迟来了这么多年,但是并未减轻临时法庭里的紧张气氛。预计未来3个月中,他和原告将在这里度过很多时间,通过纳粹及其受害者的生活来衡量20世纪历史的步伐。

与几十年前的纳粹审判不同的是,格罗宁并不否认自己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,并且看到了可怕的事情。这个案件的关键是,他是否不仅在道义上,而且还在刑事法律上,对那里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。

检察官延斯·莱曼(Jens Lehmann)宣读了起诉书之后,格罗宁讲了一个小时,然后转身对法官弗兰茨·科皮斯(Franz Kompisch)说:“从道德上说,我毫无疑问是个共谋者。在这里,我带着遗憾和羞耻,当着受害者的面,承认我在道德上有罪。”他请求宽恕。

“至于我是否在法律上有罪,”他告诉法官,“这得由你决定。”

他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,这几十人中包括记者、观众、受害者亲属,以及和本案检察官合作的65个原告中的一部分人。午餐休息时间过后,法官花了一个小时来询问格罗宁。后者把听众带到了几十年前阿道夫·希特勒的兴衰沉浮上。

格罗宁说,自己曾是银行会计,在1940年秋应征入伍,并主动加入了党卫军,因为觉得党卫军似乎“一直都很风光”,他在打击波兰和法国的闪电战之后“凯旋”;而希特勒正是通过这些战役牢牢控制了欧洲。

被告的神志几乎一直都很清醒,他说自己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怀疑,是他在1941年夏天入侵苏联的时候。格罗宁说,他认为这很不明智,因为俄罗斯人既坚韧又强悍。

他说,自己的工作是在新囚犯抵达奥斯威辛时,负责收取现金——正如检察官指控的那样,但他也目睹了一些暴行。

他表示,自己一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,几乎立即就产生了怀疑,因为他听到喝醉的看守谈论“除掉”囚犯的事情。

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一些暴行,其中包括1942年12月的一天晚上,他被从床上叫起 来,帮助追捕逃犯。他在法庭上说,在这个过程中,他看到囚犯们被赶进一间农舍,他的一个党卫军长官把一个罐子里的毒气从农舍的开口处灌进去。里面囚犯的惨 叫声“越来越响,越来越绝望,在很短的时间里又逐渐安静下来,然后完全没有了声音,”格罗宁说。

“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毒气施放的完整过程,”他强调道,“我没有参与。”

格罗宁在两名律师的偶尔指导下宣读自己的案件陈述时,回忆了自己党卫军生涯的一些微小细节,甚至包括一个大厅里壮观的大理石和木雕装饰,他和战友就是在这里获知自己被分配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执行任务的。

他说,当时这项任务被描述为“一种需要比前线付出更多的任务”,而且必须保密,连家人也不能透露,但是它对于“完成”消灭犹太人的“最终解决方案”(Final Solution)至关重要。

他回忆道,1942年11月,他们在抵达集中营的囚犯扔掉的垃圾里发现了一个啼哭的 婴儿。很明显,这个婴儿是被她母亲故意抛弃的,孩子的母亲肯定希望她将来能被选去当工作人员,而不是被送去毒气室。格罗宁说,一名党卫军成员被婴儿的啼哭 声惹怒,随后将她殴打致死。他还表示自己曾向一名长官报告,但无人采取行动。

10年前,格罗宁曾接受BBC和新闻杂志《明镜》周刊(Der Spiegel)的采访。在这两次长时间的采访中,他对毒气施放和婴儿被殴打致死事件的回忆,都得到了突出展示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在1944年的一段特定时期——他正因为这段时期而受到起诉。

格罗宁一案,不仅重新让人们对个人在纳粹罪行中应承担的罪责提出了强烈疑问,也突显了数十年来,法律对奥斯威辛的无所作为。当时共有大约110万人在这里罹难,有大概6500名党卫军成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,只有49人被判犯有战争罪行。

在格罗宁参加的集邮俱乐部的一名集邮者极力否认大屠杀后,格罗宁才首次开始与同事和 两个儿子谈论奥斯威辛集中营。他的案件也表明,数十年来,人们对大屠杀和纳粹罪行的观念发生了何种转变。1945年,针对贝尔根-贝尔森(Bergen- Belsen)和奥斯威辛-比克瑙集中营前守卫的最早的审判,有一宗就是在当时属于英占德国的吕内堡举行的。受审者中有11人都在当年12月被处决。

但德国需要重建,惩罚一事很快就被搁置。奥斯威辛集中营犯下的罪行,成为上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四大审判的核心问题。之后数十年间,德国检方坚持认为需要有证据证明,被控以战争罪的人员曾直接参与暴行,因此事情没有取得什么进展。

约翰·德米扬鲁克(John Demjanjuk)的受审,使得起诉格罗宁成为可能。乌克兰人德米扬鲁克在二战后移民美国,他最终因为在纳粹占领期间,在波兰境内的索比布尔集中营参与杀害2.8万名犹太人,于2011年在慕尼黑被判处五年徒刑。他已于2012年去世,当时法院尚未受理他的上诉请求。

在法院做出上述裁决前的几十年间,德国检察官拒绝对任何人提起参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共谋指控。

前法官托马斯·沃瑟(Thomas Walther)是帮助德国在法律方面扭转意识的人士之一。2006年沃瑟开始为追查纳粹战争罪行的德国核心机构工作,这个机构位于吕内堡。

他推动了德米扬鲁克一案,并被视为在后来德米扬鲁克的受审和案件宣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。后者是曾经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名汽车工人。

在吕内堡,沃瑟是一个11人律师团的主要负责人,代表着65位原告。其中一些原告近日抵达此地,准备在法庭上作证。

其中一位是90高龄的伊娃·法希迪(Eva Fahidi), 她来自布达佩斯,在大屠杀中失去了49位亲属,包括她的母亲和姐妹。她们刚到奥斯维辛就被送往毒气室杀害。

她对格罗宁的证词和要求被宽恕感到不满。法希迪说:“70年过去了,他仍然冥顽不化,而不会说出‘我是个罪人’这样的话。”

另一位大屠杀幸存者、印第安纳州81岁的伊娃·柯尔(Eva Kor)也坚称,“感到愧疚无助于是”。与法希迪说期待格罗宁受到正式审判不同,柯尔认为他应该去到学校,现身说法“纳粹主义是如何摧毁了每一个人的生活”。

柯尔的律师马库斯·哥德巴赫(Markus Goldbach)认为格罗宁要求被宽恕是比之前的一大进步。他说,“这令人意外”,可能会令人重新审视他之前所述,自己曾三次要求被调出奥斯维辛。

在庭审过程中,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受到激辩。庭审发生的当下,正值中东地区爆发战争,以及纪念100年前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。

位于柏林的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(International Auschwitz Committee)的克里斯多夫·休伯纳(Christoph Heubner)在庭审之前接受采访时说,“在看待现代种族灭绝行为的时候,要知道一点就是,施暴者有可能终将接受审判,哪怕是迟到了70年,这也会带来 持久的影响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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