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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马行空的博客

人生有两出悲剧:一是万念俱灰,另一是踌躇满志。—— 萧伯纳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七娃之爹:张艺谋与富人名人的生育特权  

2013-05-14 15:13:3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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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子女被曝光后,张艺谋瞬间成为众矢之的,讨伐之声不绝于耳,李银河的一篇博文更是言辞犀利地直指张的“可耻”。近些年屡屡爆出的 富人名人超生事件早已令公众大为光火,张艺谋则将“生育特权”这一话题再次推至风口浪尖。富人名人的生育特权,对于被压制生育权的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不公平 的,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又要面临一次质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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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在国际影坛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大陆导演,张艺谋最近的处境无疑是非常尴尬的。七个子女被网友戏说成“葫芦娃”,张艺谋也就相应地成了葫芦娃的爹了。在一片声讨之中,李银河教授的一篇博文《张艺谋:shame on you!》言辞犀利地直指张艺谋的“可耻”。

计划生育本意是有计划地控制和引导生育,而非限于独生子女政策,也包括少数民族照顾、头胎女孩的农村夫妇可生二胎的政策。计划生育工作自从全国推行后,更是被列入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。

生 育本是一种生物属性,动物皆有交配生产的冲动,物犹如此,遑论人呢。中国人向来注重大家庭结构,有儿孙满堂、含饴弄孙的美好愿望,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也长 久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偏好。生育塑造的家庭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养老模式,这也就是国家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大力宣传社会养老,试图消除民众后顾之忧 的原因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给国际组织抨击中国人权以口实,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。

无疑,计划生育压制了人们的生理冲动、生育意愿,甚 至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养老模式。为了计划生育,无论国家还是民众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正因为此,某些政府官员、富人名人的违规超生,让民众的付出得不 到公正的对待。张艺谋7个子女的生育特权无疑激起了民众心头的怨气,这种怨气不应该被认定为“仇富”,后者不见得合理,但对张艺谋的怨气则是可以理解的。 调查结果尚未公布,如果属实的话,张艺谋的责任一定要追究,相关责任人也不能逃脱干系!负责计生工作的干部是如何让张的行为成为可能?哪些人给了他门路, 给了他面子,给了他子女的照顾?当计划生育在普通民众身上强制有力时,为什么在富人和名人身上毫无约束力?!

有人口学家考虑到老龄化等现 实,提议适当放宽人口政策,变一胎为二胎,但也只是提议,并没有被政府采纳。在政策改动之前,其执行需要公正,否则对广大民众就有失公允。当富人名人以罚 款换特权,动用关系息事宁人时,对穷人而言就是极大的侮辱,对政府的公信力也必将产生严重的损害。

作为一个普通人,笔者曾目睹的计划生育成了脑海中的一段记忆,能够帮助我去理解普通人面对“生育特权”时的不满。

作为普通人的记忆

在 笔者的家乡鲁西南,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,超生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情。我出生于1984年,恰逢家乡计划生育政策日上轨道、处罚愈加严厉之时。到了1986 年弟弟初生时,村大队让我父母缴纳300块人民币的罚款。那时的300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,在我们县相当于一个“正式工”几个月的工资,对于农民来说更是 半年的辛苦钱。父亲最终还是交了罚款。在他看来,有两个儿子比什么都强。所幸的是,村大队最终把钱退给了父亲。村干部考虑到我家三代单传,曾祖父、祖父、 父亲都是独子,老刘家差点断了香火,到我这代好不容易有两个男孩,在农村人看来真是天大的造化,邻居乡党都跟着高兴。村干部的“体察民意”让父亲感激了好 多年。

到我念小学时,对村里的事情逐渐有了记忆,计划生育的痕迹在我脑中就成了那个年代的印记。90年代早期,家乡计划生育政策以一种不太 人道的手段执行。舅舅家生了第二个男孩,管区(比乡还要低一级的基层政府组织,负责几个村的工作)干部直接把我外公抓到了大院,关了起来,和外公一起被抓 的还有很多本村或是邻村的老头。直到舅舅凑齐了3000块钱,外公才被放了出来。这期间,管区大院不负责管饭,都是家人自己送饭。在那个年代,农民的生育 愿望很强烈,传宗接代、儿孙满堂的观念根深蒂固,一时间难以改变,计划生育的推动也就成了乡政府最为棘手的工作。乡镇干部好歹也是国家干部,又多来自于本 地,跟乡党撕破脸皮总是不体面的事情,于是乡政府把计生工作“承包”给了地痞。因为超生而没钱交罚款的,要么被推倒房子、强行拉走粮食,要么就被关,还有 的被拉去强行引产。那个年代因生育而引起的此类事件在家乡并不罕见。有“正式”工作的人若是超生则可能面临被解雇的危险。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则因超生被免去 了教导主任的职务,周旋之下才保住了饭碗。

那个年代,法治不够健全,公众权利意识淡薄。百姓虽然想要生育,但迫于国家高压,要么打游击生孩 子,要么干脆就只生一个,很少有人去审视和质疑政府对生育权的侵犯。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民众在国家面前过于渺小,没有对话的胆量,更没有对话的资本;另一 方面,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铺天盖地,口号标语到处可见,民众的生育观念受到很大影响,就连普通的农民都可以说上一通诸如“人忒多,不管不行”的通俗道 理。于是,民众克制了生育意愿,牺牲了生育权,甚至冒着“死后没人摔盆”(养儿送终)的危险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。

二十年过去了,已近而 立之年的我也要结婚生子。我是想有两个孩子的,但现实中总是要屈从于法律法规的诸多限制。如果大家都能遵守相关政策,且政府部门能够平等对待,我内心尚能 有些平衡。然而,面对富人和名人的违规超生,我心中也难免不平。这种不平,不仅仅是出于读书人面对社会不公时的焦虑,更是作为普通人最平常的心态。平心而 论,我完全可以理解普通民众对生育特权的憎恶,以及今日对张艺谋的不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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